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卫生习惯，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。从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多通风，到经常锻炼、均衡饮食、作息规律;从不去人群密集地、保持一米以上距离，到饮食分餐、公筷公勺、不食野味等，成为许多人养成与倡导的好习惯。疫情结束后，这些文明习惯能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，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文明习惯的养成难，要持久保持下去更难。正如有媒体调查发现，随着疫情形势好转，街上行人越来越多，烟头、垃圾、斑斑痰迹又重现地面;有关方面倡导和推行的“一米线”、公筷公勺和分餐制等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。为了避免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有必要以制度的形式将这些好做法、好习惯固定下来，保持下去。

　　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。此时，北京将疫情防控中的一些好做法、好习惯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将其贯穿市民的日常生活，规范市民的日常行为，有助于推动文明行为和良好习惯的养成。在立法上“因时而变、随事而制”，总结和巩固疫情防控成果，是与时俱进的体现，更是法制的进步、文明的进步。

　　也许有人会提出，患流感戴口罩、“一米线”、公筷公勺等好习惯入法容易，现实中恐怕难以执行到位。其实，法律作为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，不仅具有规范、强制的作用，也具有调解、教育的功能。尤其是为文明行为立法，许多是道德教化方面的，一般没有对应的罚则，之所以将其上升到法的层面，目的就是引导民众自觉遵守，起到警醒作用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公共影响较大的不文明行为，如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、高空抛物、地铁内进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需要配套惩戒措施。在这方面，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作了具体区分，如对随地吐痰等，不仅明确罚则，还提高了罚款额度。而对咳嗽遮掩口鼻、分餐制等，则纳入正面倡导范畴。如果一律强制惩戒，其实也容易浪费执法资源。

　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“文明”立法，强制不是目的，罚款也不是目的，而是通过规范和教育，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，引导人们养成并保持文明习惯。同时，条例还提出建立文明行为记录制度，对见义勇为、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信息进行记录，将其作为有关奖励的重要参考。这也体现了教育在先、惩戒在后的精神，体现了法治文明进步。